徐州会战，李宗仁带40万国军突围，硬着头皮从日军第四师团眼前溜过去，他们却一枪未发。后面的日军追兵怒骂：“为何不拦？”第四师回：没有接到命令，证明我们是一支严格遵守军令的部队！
1938年春天，台儿庄的血战刚打完，中日两军杀红了眼。李宗仁指挥的第五战区部队在台儿庄给了日军一记重拳，歼敌一万余人，全国上下士气大振。可日军不是吃素的，很快调集八个师团约二十四万人卷土重来，南北对进，铁了心要把徐州城里的几十万国军一口吞掉。
李宗仁手底下有六十万人，但这六十万人成分复杂得很——中央军、川军、桂军、滇军、西北军，各路人马拼凑在一起，装备参差不齐，指挥系统也不灵光。仗打到5月中旬，日军的包围圈越收越紧，再不走就全交代了。李宗仁和白崇禧一合计，只能分路突围。
突围的路线往豫皖交界的山区走，所有人都清楚，日军肯定在路上设了封锁线。尤其是其中一条公路，地势开阔，两边山坡居高临下，标准的打伏击地形。侦察兵回来报告说，山坡上确实有日军驻守，钢盔一顶顶的在夕阳下反光。李宗仁心里直打鼓，硬着头皮下令：不管了，走。
结果，四十万人马从那条公路上一拨一拨地穿过去，对面山坡上愣是一枪没放。
后来才搞明白，守在那儿的是日军第四师团。这支师团是日军资格最老的甲种师团之一，1888年就成立了，装备一流，论战斗力本该是响当当的精锐。可他们有个别人学不来的本事——打仗之前先算账。
第四师团的兵员主要来自大阪，大阪是日本数一数二的商业城市，自古商贾云集，号称“天下厨房”。这些兵打仗之前是小商贩、菜贩子、水产商人，脑子里装的是成本收益的账本，不是武士道的热血。
别的师团番号代号都起得杀气腾腾，比如第二师团叫“勇”，第九师团叫“武”，唯独第四师团的代号叫“淀”——取自大阪城里那条穿商业区而过的淀川河。从这个代号就能看出来，这支部队的根子不在战场，在市场。
1939年诺门罕战役的时候，第四师团把这套“算账式打仗”发挥到了极致。当时苏日两军在中蒙边境交火，关东军紧急调动第四师团和仙台的第二师团增援前线。第二师团四天就赶到了，结果被苏军揍得七零八落，伤亡惨重。第四师团呢？动员令一下，全师团突然冒出一大批病号，头疼脑热腿抽筋，什么毛病都有。联队长气得亲自坐到医务室当大夫，一个个“诊断”，这才勉强把人凑齐出发。
行军路上更是磨洋工，第二师团走四天的路，他们硬是走了八天，路上还有大批人“掉队”。等先头部队终于磨蹭到前线的那天，巧了，苏日宣布停战了。消息一传来，后面那些“掉队”的、“生病”的，一个个比兔子还快地赶了上来，嘴里还抱怨没捞着仗打。
返程的时候最有意思。第二师团被打得丢盔卸甲、伤兵满营，灰头土脸地往回撤；第四师团反倒齐装满员、精神饱满，走在路上军容整齐，看着倒像打了胜仗一样。关东军宣传部门拟了个标题叫《我无敌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》，结果审稿的军官实在看不下去，提笔把“无敌”改成了“无伤”——《我无伤皇军第四师团威势归来》，阴阳怪气到了极点。
1942年太平洋战场上的巴丹半岛战役，第四师团倒是打了一场漂亮仗。当时美菲联军据守巴丹要塞，地势险要，美军自己都觉得日本人三年也攻不下来。结果第四师团用了两周就拿下来了，俘虏了七八万人。这个战绩放在任何一支日军部队身上都够吹一辈子了。
可有意思的是，仗打赢了，第四师团的士兵们更忙的是另一件事——在菲律宾当地搞贸易，军用物资换海鲜，药品倒手卖到黑市，利润据说能翻到百分之二百二。
1945年8月日本投降。广岛师团几乎全灭，很多精锐师团伤亡率都在八成以上。第四师团呢？回国时完好率百分之九十一，平均每个士兵身上带着价值几十万日元的战利品。
回国第二天，就有士兵跑到美军军营门口摆地摊，卖起了战争纪念品。战后统计显示，这支部队的退伍士兵里有接近七成转型成了商人，远高于其他师团的平均水平。
日本历史学家关幸辅写过一本《日军第一窝囊废师团》，专门记录第四师团的各种“光辉事迹”。他在书里问了一个问题：如果当年日本军队都像第四师团这样，那场战争是不是根本就不会打起来？
1938年5月那个黄昏，李宗仁带着四十万大军从第四师团眼皮底下溜过去的时候，对面山坡上飘过来的不是枪声，是烤羊肉的香味。后面的追兵气急败坏地质问他们为什么不开火，第四师团的回答简单得让人无法反驳：没有接到命令。在他们看来，程序比结果重要，保命比拼命要紧，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对的。
战争是个巨大的绞肉机，能把所有理想和热血搅成碎片。有人选择慷慨赴死，有人选择精打细算地活下来。第四师团选的是后一条路，说不上光彩，但很实在。他们用商人的精明给自己买了张回家的票，至于后世怎么评价，他们大概根本不在乎——反正面子和名声又不能当饭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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